徐飞：“双一流”建设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四大使命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中央在新的发展阶段确立的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当前，国家又大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双一流”建设不仅是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内在需求，也是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需求。“双一流”建设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承载人才支撑、科技支撑、学科支撑、制度价值支撑这四大使命。
深化创新教育，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人才支撑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尤其是创新性人才。然而现实的人才队伍情况不容乐观。中国学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路以考试为指挥棒，以考高分为目标，以正确答案为标准。进入大学后虽不再唯分数论，但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不明白该做什么，更谈不上去做积极的知识发现者和建构者。现行的教育教学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疏于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一些高校尝试推出卓越人才创新班、拔尖人才实验班的想法虽好，实际做法却成为集中拔尖学生和优秀师资追求更高的考研率、出国率、竞赛获奖率，或者其它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得分率”，与培养一流创新人才的初衷相去甚远。
培养一流创新人才需要一流的创新教育。创新教育应致力于培养具有灵活、开放、好奇的个性，具有精力充沛、坚持不懈、想象力丰富且富有冒险精神的创新型人才。深化创新创造教育，应着力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思维。好奇心是创新人才智力品质最重要的特征，有好奇心的人对万物充满了求知欲。好奇心可以理解为一种内在动机和原始动力，正是这种内在动机和原始动力成为主动学习和自发探索的关键。居里夫人说过，“好奇心是学习者的第一美德”，美国学者希克森特米哈伊在谈到好奇心对创造性人才的重要性时也明确指出，“通往创造性的第一步就是好奇心和兴趣的培养”。
想象力或许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天赋。人类的创造不是别的，而是想象力产生出来的最美妙的作品。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局限于已经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爱因斯坦等杰出科学家的想象力，不仅改变了现代物理学的面貌，也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同样，得益于天马行空异想天开的想象力，今天日新月异匪夷所思的“黑科技”才井喷般地涌现。当今世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大行其道，机器人、AlphaGo、智能控制、辅助决策系统等设施设备大量面世，它们拥有基于大数据的快速计算、超级记忆、深度学习等诸多人类难以企及的能力。然而，再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也不能超越更不用说替代人类所特有的想象力。因此，“人工智能”越发达，对“人的智能”替代领域越宽广，人类的想象力就越值得珍视。
批判性思维是学习者又一特别重要的能力。胡适有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好奇心、想象力可以激发“大胆假设”，而批判性思维则助力“小心求证”。批判性思维的最初起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质疑、反省、检讨、审视是其核心。批判性思维要求深入思考，追问根据，不要浅尝辄止，人云亦云。21世纪的学习者——也被称为“i世代”（iGeneration）人，成长于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和爆炸性指数级增长的知识和信息环境中，需要具备更强的批判性思维，需要牢固掌握以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沟通、合作、创造创新（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CommuniCation、Collaboration、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简称4Cs）为核心的技能。
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好奇心是驱动力，推动人们去探寻；想象力促使人拓展思维空间，探寻超越现实的局限；而批判思维挑战已有的认知和知识，寻找更新更好的答案。在培养这三方面的素养和能力过程中，首先要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好奇心和想象力。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没有好奇心的人在探寻知识方面就没有内在动力，没有想象力的人也难有创造力。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生而有之，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因此要尤其注意保护而不是扼杀不同学程中学生越来越稀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其次，全面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张扬学生的独立意志和自由思想，激励学生独立思考自由探究，调动学生内在的探索冲动和创新情愫，使创新创造成为最鲜明的才学禀赋。同时，以问题和课题为导向，构建基于研究型、讨论式、辨析式、反思式等学习模式，锤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使审问、慎思、明辨成为终身受用的习惯。再次，以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体验为中心，构建基于情景式、参与式、开放式、互动式学习场域，注重学生的实习、实训、实践、实操和实战环节，鼓励学生经风雨、见世面，敦促学生博学笃志、身体力行、知行合一。
需强调指出的是，教育教学过程要始终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这恰如著名教育家吕叔湘所言，教育近乎农业生产，绝非工业生产。农业种下去的种子是有生命的，它们得自己生长。人们所能做的是给它们适当的条件，包括温度、湿度、阳光、水分、肥料等，帮助它们好好成长，以期获得好的收成。
强化原始创新，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一般而言，创新分为“从无到有”的原始创新和“从有到优”的跟随创新。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创新的特征研究认为，中国能够迅速消化全球最好的想法和技术，迅速跟进试验并改善自己的研究、质量和产品。中国创新以开发活动为主，以细分市场客户为中心，善于以60%的价格实现90%的功能。简言之，中国创新总体上是一种效率驱动型的快速跟随模仿创新。
诚然，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科技已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一大批有国际影响的重大成就。但整体而言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中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尤其在基础研究方面与世界领先国家差距巨大。统计数据表明，尽管近年来中国基础研究经费绝对总量持续增长，2015年更是达到670亿元，但基础研究在研发总投入的比重仅占4.7%，远低于美国的17.6%，法国的24.1%，日本的12.6%。此外，2016年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也明显低于美国的87%。
当今科学探索从微观到宇观各个尺度上向纵深拓展，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原始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各国谋求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我们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科技附庸，跟随其后亦步亦趋。惟有通过加强对关系全局的科学问题研究部署，加速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前沿和高技术研究，大力支持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抢占新经济和新科技战略制高点，才能赢得先机、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突出强调原始创新的意义还在于，我国在全球竞争中正经历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转变，相应地也倒逼我国科技创新从“跟随模仿创新”向“引领创新”或“原始创新”跃迁。
大学是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一流大学作为大学中的佼佼者，应该基于原理性、前沿性问题做基础前沿研究和高技术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讲话中强调，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基础所在，研究型大学要加强学科建设，重点开展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近年来，我国大学每年主持获得国家三大奖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发表SCI论文数占全国80%以上，但是标志性创新、颠覆性创新不多，真正具备国际引领性开创性的原创研究尤其缺乏。同时，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以及经济发展之间脱节较大，很多创新成果束之高阁。
造成我国高校原始创新不足、基础研究薄弱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难度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研究中必需的基础设施、大科学装置、高精尖仪器设备、实验（试验）平台匮乏，科研前期积累、人才储备、学科支撑也严重不足，特别是缺乏创新型高水平拔尖学者。二是现行的科研考核评价体系促使大学教师“趋利避害”，尽量不去碰费牛劲但未必有结果的基础研究，而是追求急功近利：确定课题和项目以能够“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为依归，研究领域和方向以便于发论文，尤其是能在所谓的高影响因子国际A刊上发表为圭臬。三是职称评定办法过于简单和粗放，未能建立起系统科学的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师，按照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的分类评价标准体系。评价中重论文和专利数量、轻“代表性成果”和实质性学术贡献的情况十分普遍。
现在，必须强化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以切实改变现状。首先，要尊重科研规律。在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科学研究具有灵感的瞬间性、方式的随意性、路径的模糊性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要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要用死板的制度约束他们的研究活动。要为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宽松高效的环境，在基础研究领域能够更多鼓励自下而上、基于科研人员思想兴趣的自由探索，鼓励创新包容失败，让“试错、容错、纠错”制度化。同时，在行政上少些干扰，以便科研人员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科研工作中。
作为科研主体的大学教师，自身要淡泊名利，热爱高深学问，享受科研和探索未知的过程。李政道说：“科研是我一生的追求，象呼吸一样不可少。”科研人员必须从内心深处摒弃急功近利，远离学术浮躁，潜心科学研究，受得起艰苦，耐得住寂寞，以“板凳甘做十年冷”和“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决心，探究新知、追求真理，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科研中的基础研究往往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难免有诸多挫折。科研人员不应轻言放弃，因为很可能就在准备回头的那一刹那间，幸运女神将擦肩而过，导致无法发现浮尘轻掩之下的夜明珠。
在科研方法上要惯于打破思维定式，敢于颠覆解构，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很难做出有价值的发现。要充分挖掘自身的洞察力、潜意识甚或第六感官，善于听从内心的召唤，追随直觉的指引，一些革命性、创造性的成果常常由此而出。科研人员还要审时度势，“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要把握不同时期、不同科学范式的阶段性特征和学术研究的总体态势，充分借鉴同行研究的卓越成果，使自己在“高原上造峰”。当下，世界科技正处在创新突破的前夜和“风口”，有深厚积淀的科学家若能敏锐把握善加利用，做出高水平成果当是大概率事件。
遵循“三个面向”加强学科规划，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学科支撑
学科是大学发展的“纲”，纲举目张。之所以把“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并列且冠以“双一流”，就是为了突出和强调一流学科在一流大学建设中的龙头地位和支撑作用。不仅如此，学科还是科技创新的学理基础和重要平台，决定科技创新的方向与特色。“未战庙算，以道为首”，当前无论是加快建设“双一流”，还是加速提升科技创新的能级和水平，都亟待加强学科规划。学科规划应遵循“三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学科规划既要“顶天”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致力于未来发展；又要“立地”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赢得战略主动。
一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凝炼学科方向。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一些重大科学问题根本性突破正在开辟新的前沿方向；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日益显现；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带动了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变革；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正在重塑世界竞争格局，改变国家力量对比。如果我们不能自觉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凝炼学科方向，很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良机，甚至错过整个时代。
美国大学十分关切世界科技前沿，并根据前沿不断调整和凝炼学科方向，由此获得的回报不仅是高校自身的发展，也进一步提升和强化了美国在全球科技界的领先地位。自20世纪中叶，美国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自身变革，建立学科动态调整动力机制，促进了60年代的航天、70年代的电子、80年代的软件、90年代的互联网以及正在兴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美国经济社会的五次跨越式发展。近年来，美国一流大学明确提出通过对学科发展重点方向的再凝炼，引领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进而在这轮继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后的又一轮科技革命中再拔头筹。
二是面向经济主战场，优化学科结构。宋·朱熹曰“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讲的是既要深入探究事物的原理，掌握其内在规律，还要注重将理论运用到实践。学科建设不但要格物致知，更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学科建设的价值必须更好体现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体现在经济实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上。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必须尽快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从要素和投资驱动为主切换到创新驱动为主，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已经催生的“互联网+”“大数据+”、分享经济、智能制造等新产业新业态，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进而走出一条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新路径。因此，学科结构的优化要着眼中国乃至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瞄准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支撑技术，以学科群对产业群，集群化推动产学研合作，实现学科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机对接。
三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突出学科重点。当前，我国对战略科技支撑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放在首位，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作出卓越贡献。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特别是“一战”和“二战”期间，重大科技工程成为科学热点。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数字地球、人类基因组计划等这些大科学工程，牵引了世界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就我国而言，两弹一星、载人航天、载人深潜、探月工程、超级计算、北斗等重大工程，亦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征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高铁、桥梁、特高压输变电、高难度油气田、超级水稻、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更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学科规划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突出学科重点。既要对接现实的重大需求和已经规划的重大领域，如《中国制造2025》拟重点支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天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十大领域；又要高度关注可能引起现有技术、产业、规则“归零”的颠覆性技术和潜在的重大需求，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以及近期学界热议的“新工科”。对代表未来重要发展方向、对国家和人类有着重要影响的关键学科更要进行重点布局。
创新体制机制，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价值支撑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指出，创新要坚持“双轮驱动”，使“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相互协调、持续发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与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共同推动“六大转变”，即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粗放式增长，向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要素从传统要素主导发展，向创新要素主导发展转变；产业分工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转变；创新能力从跟踪并行领跑并存、跟踪为主，向并行、领跑为主转变；资源配置从以研发环节为主，向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统筹配置转变；创新群体从以科技人员的小众为主，向小众与大众创新创业互动转变。
实际上，在包括科技创新在内的诸多创新中，体制机制创新是最深刻、最根本的创新，也是影响最持久和最深远的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就是要调整一切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生产关系，统筹推进科技、经济和政府治理等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明确政府和市场分工，明确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创新主体功能定位，构建统筹配置创新资源的机制，完善激励创新的政策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环境保障，从而最大限度释放和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以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根本转换。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为创新而创新”的创新异化，以及技术创新主体错配、政府角色错位等问题。特别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三张皮”的现象依然突出，科学（基础研究）、技术（应用研究与试验开发）、工程化、产业化这四个模块间的通道尚未真正打通。事实上，我国2000多所高校每年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10%，与欧洲、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高校40%以上的转化率相距甚远。这些问题和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体制机制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亟待优化和创新体制机制。此外，部分领域和环节普遍存在的制度缺失、制度滞后、制度失灵、制度多变、制度异化等情况，也倒逼加速完善和创新体制机制。
创新体制机制，大学不能缺位。一流大学不仅应该出一流人才、一流成果，还应该出一流思想和一流理念；不仅要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提供人才支撑、科技支撑和学科支撑，还要提供制度价值支撑，以及制度价值背后诸如“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等理论的学理支撑。在体制创新、机制设计、制度安排等方面，发挥思想价值引领和理论先导作用。实际上，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本身也包含多项体制机制创新。比如，在“着力推进成果转化”这部分就明确要求，要促进高校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互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与产业化链条，推动健全市场导向、社会资本参与、多要素深度融合的成果应用转化机制。再则，在一流学科建设中，除了前面已提及的凝炼学科方向，优化学科结构，突出学科重点外，创新学科组织模式这一体制机制创新也是建设一流学科的题中之义。
近年来，作为机制创新的有益尝试，西南交大在“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作了深入探索，目的是通过“产权驱动创新”路径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这项改革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将以前职务科技成果“纯”国有，变为国家（学校）、集体（团队）和个人“混合”所有，以所有权改革统领和牵引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改革；二是将转化后的股权奖励，变为转化前的产权激励。通过“先确权，后转化”从源头上激发科技人员转化成果的内在动力。
——中国高等教育2017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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